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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益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益

通常而言,法益或者说社会关系的不同是区别不同种类犯罪的最佳途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益是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法益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最直接的理解认为是前者危害的是社会利益,通常指向较多人。而后者危害的是个人利益,指向的是个人、个体。比起少数人,多数人的权益总是更为立法者所重视,因此设置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这里,人数的寡众是二者法益的最大不同,同时也是判断是否构成公共的核心理由。但问题是:一来,人数的寡众标准难以确定,是2人以上为众抑或是10人以上才为众,难以说清;二来,侵犯公民人权利犯罪中也存在多数人的权益受损,例如故意杀人罪就有导致3人以上死亡的情况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罪将多数人的利益捆绑为公共安全,但多数一词并无法透彻解释公共安全中的多数人利益和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中多个个人权益的不同。实际上,由于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设置,在对象为多数人时,无论行为既未遂,定故意杀人罪都更能保证罪刑相适应。

可见,“多数”一词本身在刑法语境下就存在困惑,还需要进一步深挖所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各自的特异性,以明确“公共”一词的内涵和外延。

从上述四种学界观点可以看出,界定公共的概念多由不特定和多数两个词汇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法考量本质上是对社会公众的特殊保护,而公众一般而言都是多数的,因此之前的理论大多认为公共的核心是多数,当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多数,可能危及的对象是多数,或者行为最终损害的对象是多数时,就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即只有行为所“实际”可能损害的范围内包含多数人时才成立公共,如果范围内只有少数人,则不应成立公共。

我们认为,公共的核心应放在不特定性上,这样就不用过多争论多数与少数的界限,也利于区分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其他犯罪。不特定之下区分为不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少数人,不特定多数人通常没有疑问,而针对不特定少数人,如果仍从公共的核心是“多数”来看,则问题较多。既然我们认为公共的核心应放在不特定性商,那么也许应当转换一下对于公共的理解思路:对于公众的保护不仅在于可能被波及的是多数人,如果可能被波及的是少数人时,由于该少数人不确定具体对象,使得在一定公共空间内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少数人之一”,即每个人都存在被该行为侵害成为被害人的危险,那么即使最终只会有一个人牺牲,仍应视为是对公共安全的冒犯,存在着一种公共危险。同时,在主观上,当行为人对于行为可能危及的对象、范围缺乏控制或不欲控制,体现的是行为人对于公众利益的漠视,而非仅仅是对某个特定个人的个人利益的漠视。举例言之,在闹市区从一天桥上随意地往桥下的人群中扔一块板砖,可能被波及的只可能是一人或两人,但绝不会是很多人同时被板砖砸中,即被波及的只可能是少数人,但其实行为人随意和人群的流动性决定天桥下任一路人都有被砸中的可能性,所以实际上其危及的是桥下整个人群。因此,对公共的理解不再只从结果上是否可能造成多数人损害上进行分析,而从不特定性使得一定公共空间内的所有人都陷入可能性危险这一层面进行分析。


文章分类: 法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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