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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源


                   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源

                 泉州知识产权律师


知识产权的财产化及私权化,是对封建社会特许制度的变革。近代知识产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封建特许权向资本主义财产权嬗变的历史过程。世界贸易组织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序言”部分肯定了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要求“全体成员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这一规定为整个协议的保护确定了基调。这一规定不仅说明了知识产权在私法领域的地位,而且厘清了知识产权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知识产品虽因是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产品而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但基于法律的安排而成为具体的、特定的私人权利的对象。虽然在专利“授予”、注册商标“核准”方面以及知识产权权利保护上存在现实的行政救济途径,以及存在诸如公共利益要求下的专利强制许可等制度,从而使知识产权的获得、行使及其限制体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并因此被认为是“知识产权私权的公权化”,或“知识产权已经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是一种具有公权因此的私权”。但无论国家介入因素强弱与否并不会使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发生质的改变。“知识产权在近代社会的产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并随着社会结构的功能耦合状况而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其作为财产权的激励效果。因此,尊重知识产权的私权本性,让其在一个适合私权发展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是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只有确立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才能满足其进入市场交易环节的前提---交易者对自己产品享有所有权或可以自由支配。

知识产权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知识产权制度也是17世纪以后出现的新的法律部门,并被认为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的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但是这一制度创新并没有完全脱离罗马人所构建的私法基础,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决定了作为私法基础的罗马法对知识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基础和渊源地位。传统民商法中的所有权、他物权、债权及继承权制度都可以从古代罗马法中找到其雏型,罗马法在解释近现代知识产权立法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私法为人在外部世界即相对于自然界和其他人实施活动确定限度和条件,但是同任何文明民族的法一样,罗马法的法律规范只是在两个领域调整人的活动,但又不是单独地主宰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却代表着人的最重要的目标:从外部世界获取个人生存和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努力实现总的生存和幸福。生存和幸福手段的总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财物,即罗马人所说的,自然意义上的‘财物’(bona)。对于它们当中的一部分如空气、光线等等,由于物理原因不产生通常的享用,一般也不能由法来调整;对于另一些则可以,后一类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财物(Civiliter bona)。”据此,罗马私法的主要任务是调整基于私人利益所生的社会关系,而这私人利益是由决定个人生存和幸福的所有因素构成的,可以被概括为自然意义上的广义的“财物”。在这种广义的“财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古罗马的财产权利观念是罗马私法影响后世的一个典型。作为知识产权私权保护基础的罗马私法的精髓主要在于其财产权体系。但是,我们在理解这种财产权体系与后世近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关系时,在运用罗马人留下的私法原理和规则解释知识财产法律化时,应当重视以下两点:

第一,罗马私法所构建的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体系,在罗马人的财产框架内不存在针对知识产品的无体财产权,罗马法上的无体物制度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体财产权。

  第二,罗马法的财产权制度是建立在维系政治共同体、分享社会权力和财产的基础上的,体现了“家父”下的财产配置规则,而这对于实现知识产品利益合理配置的知识产权制度设计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但是,我们在理解罗马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律渊源时应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应当在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吸纳罗马法以体现公共秩序来设计财产权制度的理念,注重公共政策下的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另一方面,应当赋予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明确在知识产权取得方式上如专利权的授予和商标注册申请的核准为行政确认行为而非行政授权行为,这仅是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使命和功能的体现和要求。


文章分类: 法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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