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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构想

                  完善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构想

 一、确立我国民事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

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可以说是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制度中最核心的部分,它直接反映了一国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制度是否科学、合理,也表明了一国证据制度的发展程度。世界各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各显特色,但一般均是以一定的学说和理论为指导。比如“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通常是以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起来的,[12]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仍然是有规律可循的,通常认为是以“利益衡量说”为理论基础的。我国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同样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但是因为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研究起步晚,且多是直接从外国引进来的,造成一片理论混乱的局面,相应地也就不可能有一套科学、完善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两大法系一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我们想要制定一条适用于每一条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可能的,而将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又注定会造成法律运用的不安定性。这样,在立法上规定一个原则性规范,同时对一些特殊情况运用非规范性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予以补充,就避免了法律规定的僵硬化和公式化,也便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

我国学者曾一度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作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正如上文所述,该原则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它没有指明双方当事人各应当对哪些事实负证明责任,也无法解决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裁判的问题,导致在实践中无法操作,故不可能成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而最高院的《证据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有很多人认为该条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它虽然解决了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如何裁判的问题,但是对于哪些事实由哪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的问题仍然很含糊,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不能解决,也不是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参考“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础上,大致规定了指导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而《证据规定》第五条在参照“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础上规定了合同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但是遗憾的是,它没有设置可适用整个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任何规则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基础,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建立在“法律要件分类说”的理论基础上的。那么,我国要建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为基础呢?我国目前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应该这样改造“法律要件分类说”:“凡主张某种实体权利,或要求法院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只应就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无须对妨碍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凡主张原来存在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已经变更或消灭,或者是应当变更或消灭的,只应就存在变更、消灭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妨碍权利(只限于权利发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能够明确分辨的情形)或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的事实是否存在,应由对方当事人负举证责任。”[13]

本文赞成这样的观点,并倾向于以此作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各主要大陆法系已经过相当时间的考验,被司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国从总体上来说也是属于大陆法系类型国家,“我国民事实体法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实体法的规范结构基本相同,法学教育中采用的也是法律要件的分析方法,因而可以说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是水到渠成的”。[14]此外,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人们对司法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环境下大大影响了司法人员司法自由裁量的社会说服力,“法律要件分类说”相对于“危险领域说”等新学说来说,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不大,因而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二、建立证明责任分配倒置的规则

在大多数案件中,依照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基础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就能够获得公平合理的结果,但有时候难免出现少数与公平正义要求相背离的例外因素。这是因为“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固有的缺陷在于,一味地拘泥于法律条文对权利规定的形式要件上,而无法顾及这种形式要件上的硬性责任配置是否完全能体现法律对公平或权利救济上的价值因素。随着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这种弊端暴露得极为明显。这时候就应该在一般规则之外创设特别规则,以真正实现法律的价值。新学说中的“危险领域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在并不否认“法律要件分类说”的主要功能的情况下,旨在强调应对一些特殊情形下的侵权行为,可以适当考虑证据距离、取证难度、具体法律关系之特点等因素,对特殊情形予以特别规定。德国由此产生了“证明责任倒置规则”,它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为前提的,是对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的修正。因此,它应该是建立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的特别规则。证明责任倒置规则,作为相对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一般规则的例外规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应该成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规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国最高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虽然有列举了证明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但由于该规定对于倒置的事项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倒置事项是包括全部事实主张的法律要件,还是仅仅指其中部分的法律要件,各地法院在适用的时候标准并不统一[15]因此笔者建议, 结合我国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及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证明责任分配倒置制度:高度危险作业侵权诉讼、建筑物侵权诉讼、新产品制造发明专利侵权诉讼、动物侵权诉讼、产品质量侵权诉讼、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等,在这些案件中的因果关系要件事实都应该由被诉侵权方承担证明责任。

证明责责任是“民事诉讼的脊梁”,而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只有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与证明责任倒置的合理因素有机集合起来,完善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将其融入我国证据制度立法中,才能更好地指导当事人提供证据,指导法官正确裁判案件,从而使整个司法实践活动公平、公正进行, 推动巨大司法效益及社会效益的产生。


文章分类: 法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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