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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辩护律师王萍煌律师:13959835799  刑法解释在我国的实践


  刑法实务解释存在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分,立法解释即国家立法机关对刑法规范含义的说明。我国立法解释的主体不是法官而是立法机关,但刑法立法解释仍旧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没有任何立法的色彩存在。《立法法》规定立法解释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效力,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刑法立法解释就是刑法。相反,刑法立法解释不得与刑法相抵触。刑法的立法解释不具有立法色彩,不能因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使其具有立法性质。

  我国现行刑司法解释实行“一级二元”的解释体制,“一级”指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即最高司法机关,“二元”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两机关行使刑法司法解释权。我国司法解释机关的刑法解释权是法律赋予的,主要变现形式为发布抽象的解释规则。在现实中还存在各级司法机关发布具有实际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文件。而这些文件并不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然而刑法司法解释在实际中并不局限于此,地方法院、法官有时也会在没有司法解释以及刑法司法法律性解释文件的情况下进行个案解释。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法解释分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二者的效力由制定机关的地位决定的。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刑法立法解释,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解释。基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由最高权力机关产生的政治体制,我国立法解释无疑高于司法解释。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具有相对的局限性,成文法的稳定性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相对滞后性,也就决定了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可试用,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可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通过法律解释这一媒介使得法律在具体运用中更切合实际,法律解释是法治社会发展正向催化剂。因此刑法解释也是有其价值的。我国现行刑法解释体制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对刑法进行的立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的的刑法司法解释两部分构成。目前我国法律并未规定法官的司法解释权,更未规定法律解释的明确限定。因此法官在裁判案件中对刑法或其他法律的解释随处可见。法律解释成了抽象、概括的法律条文应用到具体案件当中的桥梁。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刑法越来越多元化,从主观解释到客观解释再到折衷解释。似乎我国刑法解释体制有逐步脱离立法解释的趋势。这无疑是有违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以及法制统一的要求。

任何法律都有其解释的意义和必要性,刑法也不例外,刑法适用明确的法律条文表达的且以文字为载体,然而寓意的精确定位是十分困难的,总会或都或少向外延伸扩大,因此需要刑法解释来明确刑法的语义界定。刑法的法律条文与具体个案之间存在距离,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类,是对各类犯罪现象进行抽象总结的结果,各类犯罪类型并不能详尽的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犯罪现象囊括其中。刑法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需要通过刑法解释来使得刑法不断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

  然而在我国刑法解释的发展史上,从魏晋时期法律解释学的研究的律学受专制思想的禁锢,到今天的主观解释客观解释两大阵型对峙。刑法解释过于注重理论层面,从而导致理论与实际运用的脱节,刑法解释理论如同空中楼阁一般,主客观解释两大阵型争论的面红耳赤,而实务中刑法解释依旧按原来的套路发展。


文章分类: 法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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