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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名的主体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名的主体

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影响力"的主体,也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从主体的性质,我们可将主体分为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离职或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或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人。主体的特殊性正是本罪与传统受贿罪的最根本区别,动摇着贿赂犯罪的其中一个本质性根基,下面我们一一进行分析。

(一)离职国家工作人员

所谓的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是个比较复杂,内涵与外延广泛的概念,因为我国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看,国家工作人员的离职包括离、退休离职和非离、退休离职。因离、退休而离职,是种正常的公职人员退出情形,该人员就会丧失的编制,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这类情形较为简单;但非因离、退休而离职情形则较为复杂了,因为离职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因为犯错误,也有可能因为工作的暂时调整,如转任、调任、挂职等,即使因为犯错误而离职有多种情形,因此离职的结果并不一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丧失,所以这一情形也许也进行细化的分析。

1、因离、退休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因离、退休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应当是影响力的主体,这是中国官员管理制度的必然的结果。应为中国的官员多由上级提拔,因上级的关爱的而受提拔的下级官员,对上级的知遇之恩必然心存各种复杂的情感,但如无论如何,报恩依旧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思维,因此上级领导即使离职但对下级的官员的影响力仍然十分的巨大,这就是中国官场存在仅两千多年的。门生故吏"观念,在中国法制史中那些完善到几近苛刻的。回避制度。,很大一部分制度就是在回避这样一种影响力。将因离退休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本罪的主体,应当是该罪设置的应有的之意。

2、因工作的暂时调整而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从构成要件上分析,这类离职人员是可以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当这类人员没有利用自己职务形成的便利,而只利用其影响力实施收受贿赂的行为时,就可以满足本罪的构成要件。但这类人员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其还保留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正因为此,其也触犯了我国刑法中的另罪名——斡旋受贿罪,从罪数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3、因犯错误而被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这种情形依然有两种可能,其一是,离职并被开除公职的,即失去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其二是,离原职但并没有被开除公职的,即没有被开除公职的。第一种情形中的行为人,为本罪的主体不应当有争议。但对于第二种情形,本文的观点依然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斡旋受贿,理由与上述的观点相同。

(二)离职或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认识这类主体的关键词在于。近亲属补,在各部门法中对近亲属的界定皆有不同,其中刑事诉法82条所认定的近亲属范围最为狭小,仅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民通意见》第12条认定的范围则最为宽泛,认为"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有的学者就认为民法意义的近亲属更多包含经济利益关系,这与贿赂类犯罪的内容具有相近性,因此,近亲属概念的范围宜与民法意义。近亲属"范围相一致,意见的确具备非常大的合理因索,因为根据中国人情社会的最大实际。影响力"的主体到祖孙层面是非常合理的,也早为社会观念所能接受,祖孙关系的亲密也早为社会所认可,在理论和实际生活中还是比较具备合理性的。但是出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约束,遵循刑事诉讼法的标准是必要的。

(三)其他与该离职或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人

对于这类人的界定,我国现行法律均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这一类人的范围不好界定。从社会的惯常实际来看,这类人一般包括情妇(夫),共同利益人,还有其他交往密切、交情深厚的人。

1、情妇(夫)

情妇(夫)并非一种法律概念,理论界对其定义至今没有共识,但情妇作为第一关系密切人是没有争议的。在中国,情妇(夫)本身就是最重要腐败的产品之一,而"对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其情妇与其他朋友,同事等人员关系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情妇虽然不能与其夫人、子女亲属等相等同,但却有着与这些亲属相同或者更大的粘合力与影响力,她(他)至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中起着比亲属还大的帮助与教唆作用。国毋庸置疑,情妇(夫)问题是我国反腐斗争中一个重大的问题,但麻烦在于"情妇的概念过于生活化,无法用法律来进行明确。。虽然难以定义,但有三点可以明确国情妇(夫)的流动性比较大,对其界定不能够仅限于现状,而应当包括过去曾经的情妇(夫)咐妇(夫)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系就是性,如果非基于性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定为情妇(夫)叫育妇(夫)的存在并非事实上秘密的存在,因为情妇(夫)能具备影响力的前提就是,行贿人知道该情妇(夫)的存在,并对其影响力深信不疑。因此,至少应当具备上述三点要索的人才有可能对现职或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产生足够的影响力,进而产生足够的社会危害性。

2、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

两高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认定为特定关系人,显然这里的特定关系人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因此将其他共同利益人列为关系密切人是有法律文件上的依据的。所谓的共同利益人,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中有着共同利益的人,比如权利的共有人,财产的共有人。但,本文的观点认为未被刑事诉讼法列人近亲属范畴内的其他近亲属,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也应当属于共同利益关系人。

3、其他交往密切、交情深厚的人

这类人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普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交往密切、交情深厚的人最具备“影响力”的实质性要件,自古以来中国官员的任职制度中就是要极力的回避这种层面的关系,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回避制度正是为了遮断这层关系。从社会关系经验来看,这类人包括,同学、同乡、战友等来往较多的人。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与多样,成文的规范文件是无法对其进行进行全面列举,这需要同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对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影响力,无论从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影响的效果上看,都是毋庸置疑。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紧密的身份关系、金钱关系、社会关系,给了行为人影响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可能性,固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条件下,他们对整个廉政秩序的影响力不应当被刑法所忽视。


文章分类: 法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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