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萍煌律师网
法律咨询电话:13959835799
律师在线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22:30
周六至周日 :8:30-22:30
 联系方式
王萍煌律师:13959835799
林雅君律师:13788823361
微信:13959835799
邮箱:362212986@qq.com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路运通大厦15楼 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
浅析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浅析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民事证据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关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问题也日益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目前学界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应该采用哪种制度存在争议。因此,本文从我国有关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和实践入手,结合国外的理论学说和立法实践,来完善我国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关键词:民事证据 民事证明责任

民事证明责任这一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分歧较大。因此本文有必要先对民事证明责任的内涵进行阐述,以便我们更好的理解民事证明责任,并揭示民事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制度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及古罗马时期。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事证明责任的内涵。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提出的主张所负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即“行为责任说”。这种学说从当事人举证活动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证明责任,动态地反映证明责任的讼诉内容。第二种观点,被称为“双重含义说”。此观点由李浩教授首次提出,他认为“证明责任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行为责任则是一种动态的会随着诉讼的展开而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转移的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的对象是结果责任,结果责任是一种静态的不会发生转移的责任。静态的责任可以预先分配,动态责任的承担须依诉讼中的具体情形而定,无法抽象地进行分配。”[1]理查德·波斯纳也认为证明责任就是承担说服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也就是说,原告就其主要的诉讼请求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而被告对积极抗辩的情形承担提出证据的责任[2]

一、我国有关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与实践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分析

由于我国司法长期以来受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我国的证据制度很不完善。当前法律中有关证据制度的条款相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谓的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体现在第64条第1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从证明责任的实质概念出发,这款规定引导出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方法,与其说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倒不如说是对“证据提出责任”的分配。

随着对这个矛盾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具有“结果责任”意义的证明责任的基础上,又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证据规则》里确认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的性质,以期作为《民事诉讼法》的补充,为实务操作提供规范。可是,在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问题上,由于在理论上没有较为合适的分配标准,导致立法者在制定时也回避了这一问题。换句话说,《证据规则》虽然肯认了结果责任,但是却没有规定分配结果责任的一般标准,仍然无法指导我们的实践。我国传统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64 条第1款中,该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我国理论界受该法律的影响,一些教科书于是将证明责任的分配理解为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由于这个理论存在诸多自身固有的缺陷,无法真正地指导实践,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仅仅停留在其表面上,没有深入到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层,即:主张责任、提供证据责任和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而其本质是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事实真伪不明时由哪一方来承担败诉后果的风险,而“谁主张,谁举证”的分配原则完全忽略证明责任的本质,违背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其次,“谁主张,谁举证”忽视了“主张”概念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的丰富含义。依不同的标准可将当事人的主张分为不同的类型,从主体来看,主张可分为原告的主张、被告的主张、证人的主张等;从性质来看,主张可分为肯定性主张,否定性主张;从内容来看,主张可分为事实主张和权益主张。笼统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却忽略了主张的分类的意义。

再次,“‘谁主张,谁举证’在理论上缺乏逻辑性,不能指导诉讼实践,因而也不能作为证明责任的一般性分配规则”。[3]“在逻辑上,诉讼的存在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存在着对立的主张,法官最终作出裁判即是在肯定主张和否定主张中作出确定,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对同一要件事实要求双方都承担证明责任。”[4]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却得出了不论是肯定主张还是否定主张都要负证明责任的结论。这种错误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必然导致实践中分配证明责任的混乱。例如,在一起侵权纠纷案件中,原、被告对被告是否存在过失发生了争执,原告主张被告有过失,而被告主张自己无过失,若根据该原则,便会得出双方当事人对过失这一法律要件事实都要负证明责任的结论。若双方对被告是否有过失都不能加以证明,则此时法官仍然不能作出裁判。这实际上就导致证明责任制度的设置形同虚设。此外,上述案件也说明了:在实践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不能用“谁主张,谁举证”一言概之的。

最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对罗马法时期“提出主张的人有证明义务”的错误援用,当时罗马法对证明责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提供证据的责任这层涵义上。随着理论的发展,今天再坚持这样的原则已经脱离了这个时代的法学理论。无论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还是日本,都没有“谁主张,谁举证”这样的规定,而适用利益衡量说的英美法系,更没有这样的规定。                                                          

我国民事责任分配制度的责任主体

《证据规定》规定了两种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性事项。”据此规定,有人由此认为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制度中将证明责任分配给了法院。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实质上完全没有真正理解证明责任的内涵,证明责任分配后的责任主体只能是案件的当事人,而不可能是人民法院。具体分析如下:(1) 将法院当作“证明责任”的主体,将有损司法公正的确立。近年来,由于推行依法治国,实行审判方式的改革,将法官的中立性作为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来看待。一旦有这样的错误观点,将会使法官介入到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中,与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调整,使之及时促进和引导审判实践走上健康的轨道。(2) “证明责任”的适用具有特定的适用情形和适用后果。适用证明责任的具体案件前提是:当事人在穷尽一切合法的证明手段后,具体案件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适用证明责任的诉讼理论背景是:法官不能总是因为“具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拒绝裁判或无穷尽地拖延诉讼。适用证明责任的后果是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因此,“证明责任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与法院无关,法官在诉讼中凭自由心证确定待证事实是否为真,是心证主体,而非证明主体。” [5](3) 证明责任有别于“主张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不利后果承担责任”。该规定所设置的情形,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由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但即使法院提供不出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事实为真,也不需要法院承担任何败诉风险,因此不能认为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4) 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只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承担条件的一方当事人,而不可能是人民法院。

二、国外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及评价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随着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各种理论也在各国学者中应运而生。当前,学界比较典型的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权利主张者举证说

即诉讼中每方当事人对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6]双方当事人都提不出证据时,负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即按主张分配责任。著名的公式为“谁主张谁举证”该学说后来不仅成为大陆法系中“主张消极事实的人不负举证责任”学说的渊源,而且也对英美法系国家分配举证责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法规分类说

认为实体法条文中通常都有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至于哪些规定为原则规定,哪些规定属例外规定,则要通过具体分析实体法条文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区别。一般来说,实体法中本文为原则规定,但书为例外规定。该学说在对法规作上述区分后,便以此为标准在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该说认为,凡要求适用原则规定的当事人,仅应就原则要件事实的存在负举证责.

任,无须进一步证明例外规定要件事实的不存在,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例外要件事实的存在,就应由他负担举证责任。

(三)待证事实分类说

该学说的基本思路是根据要证事实证明的难易,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具体做法是将事实按某种标准加以分类,以明确对哪些事实须要承担证明责任,而对哪些事实无须承担证明责任。“依划分的标准不同可分为消极事实说、外界事实说。消极事实说是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说和消极事实说,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应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承担证明责任。积极事实即肯定事实,也就是主张存在某种事实。消极事实即否定事实,也就是主张不存在某种事实。主张消极事实说的人认为,积极地事实容易证明,也能够证明;消极事实则不容易证明,也难以证明。”[7]消极事实说现在已为人们所抛弃,因为此说存在以下两个重要缺陷[7]P231                                                          

其一,消极事实说的运用常常建立在将待证事实进行划分的基础之上,因此,能否正确划分决定了该学说的命运。然而,明确消极事实与积极事实的界限常常是困难的,往往只是转换一下表达的方式,就会使原被以为是消极事实的事实魔术般地变成积极事实,积极事实则又可随意地转换为消极事实。

其二。消极事实说的出发点是根据证明的难以程度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但由于此说对某类事实证明的难易作出了过于绝对化得规定,使该学说走进了死胡同。一般地讲消极事实的证明确有一定得困难,但不能说绝对不能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其证明的难易程度与积极事实证明的完全相同。最典型的是对“不在场”这一消极事实的证明,只要有在场证人存在便能够轻易予以证明。

(四)规范说

该学说是德国诉讼法学家罗森贝克提出的,“其从法律规范条文及法律规范间的相互关系入手, 将法律规范划分为权利产生规范和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受制规范。” [8]它不仅仅在德国,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规范说一直在实务界具有支配地位。虽然规范说在理论界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和批评,但是至今还没有出现哪一种学说能完全取代该学说的。

罗森贝克认为, 民法规范之间或是补充关系, 或是对抗关系, 规范本身已经具备区分举证责任分配的功能, 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分析民法条文, 以发现归纳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9]按罗森贝克的理论, 民法规范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请求权规范, 即指发生一定权利的法律规范。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法规可以适用,则无法获得诉讼上请求效果的当事人,应就该法规要件在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事实予以主张和举证。” [10]罗森贝克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纯粹的实体法规结构的分析之上,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寻找分配的原则。从对实体法律规范的分析上去寻找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就方法论上讲并不是罗森贝克的首创。但是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去发现分配的原则,应当说是罗森贝克的独创。罗氏认为在法律规范中存在着补足支援关系和相互对立或排斥的关系。这里的相互排斥或对立并不是说法规相互之间中存在矛盾,而是指法规中既有关于发生权利的规范,也有妨碍权利的规范或消灭权利的规范,这些规范对权利有着肯定和否定对立。

给予上述分析,罗森贝克将所有的实体规范首先分为彼此对立的两大类:一类能够产生某种权利的规范。这些规范被称为“基本规范”或“请求权规范”。另一类是与产生权利规范相对应的,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规范。这类规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类: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

(五)危险领域说

该说是一种区别于规范说的新理论,由德国学者普霍斯首倡。该学说依据待证事实属于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配,即当事人应当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危险领域说不是主张在整个民事诉讼领域全部适用新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而是主张在一定的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积极性债权侵害及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中,应当以危险领域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标准,以修正规范说的不足。”[10] 规范说注重的是形式的分配方法,作为对其进行修正的学说,危险领域说更多地体现了实质性分配的考量。[11]首先,对于加害人控制的危险领域的事件,被害人取证困难,而加害人相对容易。其次,这一标准能更好地预防损害的发生。证明责任分配给谁,就是将其置于不利地位,由加害方对危险领域内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无异于一种惩罚,而对被害人而言,其权益便相应地获得了更好的保护。因此,加害人或潜在的加害人必定会更为自觉地预防、控制自己的损害行为,从而使既定的社会秩序更少的遭到破坏。然而,该学说的欠缺之处亦是明显的。第一,危险领域的划分是困难的,危险领域概念本身缺乏明确性。第二,让债权人证明损害原因处于债务人的危险领域未必总是合理,让加害方就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未必总是公平。

上述各学说都有其优缺点。如法规分类说借助于实体法决定的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使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趋于均担,利于防止一方当事人证明负担过重的现象,这是其优点。但并非所有法规都有原则规定和例外规定,众多的法规条文中难以逐个分辨每一法律条款的原则规定与例外规定,因而在实务操作中局限性较大,这是其缺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灵活地吸取各学说的优点而不应仅拘泥于某一种学说来决定当事人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1] 李浩.举证责任倒置:学理分析和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03(4): 87 .

[2] Richard A. Pos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M]CITIC PUBLISHING HOUSE2003:617-618

[3] 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32

[4] 罗玉珍.民事证明制度与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3.

[5] 吴杰.民诉法修改与证据制度的完善[J].法学论坛,2007(1):52.

[6] 田平安.民事诉讼证据初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124.

[7] 张卫平.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0-231.

[8] 刘鹏.论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J].山东审判,2007(2)77

[9] 王国征.民事证明责任中的罗森贝克规范说述评[J].山东社会科学,2008(5)82

[10] (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M].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103-110

[11] 张卫平.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476

[12] Bagdhaw,Rocerick,Babcl,Cross and WilkinsOutline of the law of evidence Butterword Folley[M]New YorkNYU Press 198027

[13] 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实务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09

[14]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3

[15] 吴爱娟. 论民事举证责任的分配[J]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2002(2):76

     

      泉州律师 http://www.goodwls.com

     

全站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