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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侵权通知删除程序

                          软件侵权通知删除程序

在适用避风港原则时,网络服务商以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并及时断开相关的侵权链接作为免责的条件。对于“通知”的要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权利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并且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有关于通知的形式,显然书面通知将会是裁决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纠纷的有力事实依据。然而由于网络传播不具时空限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扩大性,侵权内容移除的时间越早,越能防止权利人损失的扩大。并且在司法事务中,数据电文等新通知形式的运用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可见不应该刻板地限定通知一定要为书面的,应赋予权利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如采用口头通知、数据电文等等便捷的形式,当然了,权利人应当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明,以便在诉讼中能够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发出相关通知。

其次还应说明的是,并非只有当权利人向网络服务商发出通知,网络服务商的侵权才算成立。从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相关通知是网络服务商侵权成立的充分非必要条件。“通知删除程序”更大的意义是在于认定网络服务商的主观过错程度。收到权利人的通知是认定网络服务商知晓侵权内容的依据,但如果没有通知说,比方说是网络服务商自己上传侵权内容,对于侵权内容进行编辑,以及通过侵权内容获得经济利益,那么当事人无需发出侵权通知便可直接起诉,法院也可据此认定网络服务商为明知。即使当事人并没有立即起诉,而是对网络服务商发出通知书,网络服务商也在接到通知后删除相关链接,由于其主观上存在着“明知”,网络服务商仍不能以避风港原则作为免责条款。因此,在实践中,权利人的通知只是作为网络服务商知晓其侵权的一种途径并非唯一途径,网络服务商不能以其未收到通知而表示不知。

总之,“避风港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互联网络服务商逃避法律制裁的规则,在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同时,必须强调“红旗原则”的存在,以法律规范提升互联网络从业者的整体素质,以可操作的法律规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而在另一方面从条文字面内容理解,权利人发送通知是启动删除程序的前提,如果权利人不发送通知,搜索服务商就无法通过启动删除程序进入避风港免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搜索服务商知悉涉嫌侵权信息后主动断开了链接,能否利用“避风港规则”免责?

如果按照字面理解,即使通知删除程序是一种便捷有效的处理网络侵权的方式,权利人也不倾向于事先向网络服务商发送通知,因为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打击侵权,并使得自己的利益得到补偿。此外,《条例》第23条“但书”条款排除了网络服务商在知悉(明知或应知)侵权信息后自行断链免责的可能,所以,如果权利人没有把握证明网络服务商存在侵权法意义上的“明知或应知”,其就有可能通过发送不合格通知来证明网络服务商对侵权“应知”,进而达到认定网络服务商侵权的目的。依此推论,“避风港规则”便背离了立法初衷,变成权利人可以随意利用的不当工具。

当然,我们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认定权利人不发送通知时网络服务商如何免责,即借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4条中规定的判断网络搜索服务商链接行为是否侵权的规则其中第4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或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但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由此可以认为:在缺乏“明知”的情形下,权利人不发警告(通知)或不合格警告(通知)不能证明网络服务商主观上存在过错,也就不能认定网络服务商构成侵权。但这如上所述,网络服务商也不能借“避风港原则”来逃避著作权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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